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中国社会是按照“以俄为师”打造出来的。因为制作“情报”栏目的关系，我重新检索了自己从沙俄-苏俄-苏联，再到俄罗斯的收藏，其中有两部“大片”：1973年苏联拍摄的12集电视电影《春天的17个瞬间》和2004年俄罗斯拍摄的16集电视连续剧《红色乐队》，前一部，是基于历史元素的“创作”；后一部，是有史实为参照物的“准传记”——作品中的苏联情报人员智勇双全、坚贞不屈，导演好比一个精明的饲养者在摆弄“孔雀开屏”一样，让孔雀将最美丽的一面展现出来。我相信，弘扬自己的价值观，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这样“孔雀开屏”式的操作。
“红色乐队”的领导人利奧波德•特雷伯不但摆脱了纳粹的魔爪，也熬过了苏联的监牢，并有一部自传传世。正如他在自传里所说：“宣传和生活之间的鸿沟，简直无法逾越”。细细读完这部标注为“内部发行”的著作，你会感到一种异样的震颤，对照影视作品，这种异样不完全表现在编导对历史事件移花接木的取舍上，更在于编导只拍摄到特雷伯逃脱纳粹的魔爪便戛然而止的“选择性”智慧上。
真实的历史是：“红色乐队”领导人特雷伯，在巴黎解放后，被苏军飞机接到莫斯科，等待他的不是英雄般的凯旋，而是9年7个月的监牢。9年7个月，令他在纳粹手中所受磨难的总和都黯然失色了。如果这仅仅是特雷伯的“个案”，也不需大惊小怪，历史长河，泥沙俱下，些许误会，在所难免。
第一位：“红色三套车”情报网领导人、匈牙利人拉多·山多尔，也是在躲过了纳粹追捕、迎来解放之后，到了莫斯科。苏联在西方两大情报网的领导人特雷伯、山多尔竟是在同一天、乘同一架军用飞机去莫斯科的。特雷伯当时还满怀希望，因为他的妻子、儿子都在苏联；山多尔却意识到了“诱捕”的临近，他在暗示给特雷伯不见其反应之后，趁飞机在开罗加油之机，开溜逃到了英国使馆。英国驻埃及大使并不知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“红色三套车”的头子，最后，还是把他交给兴师动众赶到的苏联人。山多尔在苏联坐了8年大牢，其密档，直到2000年才由格鲁乌解密；
第二位：“红色”女谍、德国人鲁特·维尔娜，是20世纪最杰出的间谍之一，因与中国和左尔格情报网的渊源，以及为苏联窃取英美研究原子弹情报而闻名于世；
第三位：“红色”谍王、德国人理查德·左尔格被捕后，日本三次向苏联建议进行人员交换，三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：我们没有理查德·左尔格这个人。拖了3年之后，左尔格最终被绞死。
一位被绞死、一位遭弃用、两位蹲大牢，这在情报史上反法西斯章节中是少有的集体“标本”。
“红色乐队”战时牺牲的有143人，据说受到牵连的有近5000人，它的档案，除了一份手稿之外，全部在1945年春天被纳粹烧毁了，今天能够读到的特雷伯自己的文字，或许是除了俄罗斯情报机关的档案之外唯一存世的孤本。我在完整地读过特雷伯的文字之后，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会把他的自传“THE GREAT GAME”译成“苏德间谍战”、为什么会把维尔娜的“索尼娅的报告”译成“谍海忆旧”，因为反法西斯间谍，是完全可以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供人们景仰的，而反法西斯英雄被苏联监禁、被民主德国“弃用”是不便人所共知的。这依旧是“孔雀开屏”式的选择。难怪今天能够读到的“谍海忆旧”，还是当年经德国执政的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以“国家安全”之名删减后的“节本”，因为两德统一后出版的足本“索尼娅的报告”，一直无缘于中国读者。
苏联内务部部长阿巴库莫夫曾经对特雷伯说：对一个情报人员表示感谢有两种方式，胸前挂满勋章或者砍掉他的脑袋??勋章配英雄，理所当然，至于砍头，英雄的头颅不但会被敌人砍下，也可能被自己人砍掉，这才是“红色乐队”只拍到巴黎解放的缘故，再拍下去，英雄从战场直接进监牢，导演自己的项上人头怎么办？“红色乐队”没能演奏完的下半部英雄交响曲，不能指望影视作品带给你，想跨越“有选择性”的历史“陷阱”，去阅读原著、去品味足本原著。
参考文献：
“红色”间谍系列，包括以下内容
国家与社会革命：对法国、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（美-西达 ·斯考切波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）
俄罗斯档案：苏联大清洗前后内幕（PDF）
苏联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内幕（4集，音频）
大清洗日子（苏-雷巴科夫，小说，中国青年出版社，1989）
大博弈 THE GREAT GAME-利奧波德•特雷伯自传（1974，内部发行）
代号：红色乐队（纪录片）
“红色乐队”“指挥”利奧波德•特雷伯（PDF）
“红色乐队”利奧波德•特雷伯（纪录片）
“红色三套车”拉多·山多尔（纪录片）
“红色三套车”拉多·山多尔（2集，音频）
忠诚女谍：鲁特·维尔娜（4集，音频）
“红色”间谍佐尔格（纪录片）
传奇间谍佐尔格（纪录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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